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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尚全:敢讲真话的改革家

日期:2018年8月10日 16:56:00 文字 【 】【增加行距】【缩小行距】【加粗】【高亮】【还原


高尚全今年八十有九了。

即将鲐背之年,老先生依然“朝九晚五”——每天早上9点前到他那位于皂君庙的办公室,经常一忙就是一整天,晚上五六点才回家。

拜访他时,我去了那栋小楼。隐藏在老街的一处小院背后,灰扑扑的颜色,有些旧。小楼只有两层,门楣处一块小小的牌子上写着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”,毫不起眼。走到近前,才能看清上面的字。

我心中微讶,想不到他办公的地方如此低调。

中国改革开放广泛汇聚了各方面的智慧,高尚全就是其中一位参与者与推动者。

早在20世纪50年代,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,公开呼吁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。从1982年起,他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、设计和有关领导工作,6次参加中央重大文件的起草。香港回归,是他主持了特区筹委会经济小组工作。步入新世纪,他又是最早提出政府治理改革的学者之一。

改革,改革……

这是他重复频次最高的词语,是他一生的魂牵梦绕、情思所寄。

与改革结下“前缘”

高尚全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乡村。以他的家境,念完小学本该去当学徒,学一份谋生的手艺。命运在这时拐了一个弯。族中一位开工厂的舅父见他聪慧,书也念得不错,便说愿意资助他继续上学。初中在县城,离家遥远,高尚全就搬进舅父的厂子里,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。他心中感激舅父,又不想“吃闲饭”,于是平时总帮着厂里干活儿。几年下来,工人会做的,他都会了。让他记忆最深的,就是发电。那时候电力很紧张,常常要靠人工发电——通过蹬踩,带动机械运转,像蹬自行车一样。高尚全蹬过好多次。

初中毕业,高尚全考上了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,到了上海。高中念完,他被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复旦大学海洋系同时录取,他选择了前者。

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,素有“东方哈佛”之称,从这里走出了顾维钧、宋子文、孔祥熙、林语堂、邹韬奋、贝聿铭、周有光、荣毅仁、经叔平、鲁平、钱李仁、朱良、董乐山等一批风云人物,投身政坛、商界、科学、文化、艺术等各领域的都有,可以说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。

很幸运地,高尚全成为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。学校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教学方法,活跃的思想氛围,创新的教育理念,培养了他爱思考的习惯和开放的心态。

大学毕业,高尚全不愿继续待在上海,想去外面“见识一下”。于是,他来到东北,被分配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械工业局工作;7个月后,各大经济区撤销,又调到了位于上海的第一机械工业部。

多年以后,高尚全常常给人们讲“我与改革开放的十个故事”。故事的开端,就在这里。

1956年12月6日,《人民日报》第二版发表了一篇文章,叫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》,旁边还配发了一幅漫画,讽刺各种手续的繁杂。这便是高尚全的得意之作。

当时,他已经在一机部干了三年,耳濡目染,发现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怪现象。

比如说吧,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厂,一个冶炼厂,一个变压器厂,冶炼厂生产铜,恰好,变压器厂也需要很多铜。原本,只需要跨过一道墙,这生意就成了。但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部门来实行的,冶炼厂的铜被冶金部调往全国各地,变压器厂需要的铜却是由一机部从全国各地调过来。一进一出,不仅耽误的时间长,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。

又比如说,一机部的招待所里,常年住着1000多号人。这些人是哪儿来的呢?他们都是各企业派来的代表。企业无法自己做决定,没有生产任务了,没有原材料了,没有电了……什么都得找部里,可谓那个年代的“跑部钱进”。科里没几个人,却要管全国的事,根本管不过来,官僚主义也滋生起来。

1956年夏天,上海的天气特别热。那时还没有空调,为了不影响生产,有家企业想买个鼓风机,就打报告申请。芝麻大的事儿,竟要经过7个部门的层层审批。等申请批下来,夏天早已经过去了。

所见所闻,令高尚全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年轻人“不知天高地厚”,就向《人民日报》投了稿。没想到,文章很快刊登出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作了转播。当时,高尚全正陪着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汪道涵在沈阳出差。他至今还记得,汪道涵扭头对他说了一句:“小高,你听,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。”语气里分明是赞赏。

高尚全大受鼓舞。经此一事,他算是与改革结下了“前缘”。改革开放以后,这篇文章还引起了国际机构重视,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威廉·德雷普热情地告诉他,这篇文章已被联合国译成英文,还加了序,并由衷地称他“中国前驱的改革家”。

然而,当时的思想氛围,仍是保守势力占了上风。很多人顽固地认为,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,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统管起来。很快,“反右”运动到来,因为这篇文章,高尚全差点被打成右派。好在一机部是个大部,人多,“大目标”也比较多,5%的“右派指标”很快便摊派完了。当时才20多岁的高尚全只是个“小角色”,侥幸从这场风暴中安然脱身。到了“文革”期间,还有人给他贴大字报。

此番遭遇,并没有让高尚全变得“谨慎”。他一辈子敢于直言。他跟我说,搞改革的人,需要一点“逆向思维”和创新精神。但在我看来,更重要的,还有他那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勇气。

“认为对的,我就要说”

1993年11月,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中,第一次提出了“资本市场”和“劳动力市场”,可谓重大突破。而“劳动力市场”的出炉,就是高尚全力争的结果。

在起草《决定》时,组里多次讨论,领导都没通过,只同意写“劳动就业市场”。高尚全一直“耿耿于怀”。修改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,高尚全也列席了,这样的会议,本轮不到他发言,但他抓住机会,鼓足勇气举手示意,一口气数出五条理由,坚持应该使用“劳动力市场”一词。

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认真听完他的发言,问:“这么提,社会上能接受吗?”高尚全笃定地说:“只要是中央提出的,肯定能!”

也许是他强烈的信心感染了大家。最后,经过进一步的研究,在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的努力和政治局常委的支持下,“劳动力市场”终于被写进了文件。

还有一次,高尚全应邀到山东作报告。当时,山东诸城出了一个“陈卖光”,闹得沸沸扬扬。诸城有一批“大跃进”时期建立的国有小企业,亏损严重,这位叫陈光的县委书记为了解决实际困难,提出将它们改制出售,所以得了这么个绰号。很多人反对,说他出卖国有资产,走资本主义道路。

报告现场,有人问高尚全对这件事怎么看。他毫不客气地讲了一大段:“诸城的改革姓‘资’还是姓‘社’,判断的标准,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‘三个有利于’。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,问卷的题目是‘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,你怎么办?’答案有三个选项,一是与小偷做斗争;二是装作看不见;三是你偷我也偷。问卷回收的结果,选择与小偷做斗争的只有14人;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;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。这说明,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,职工并不关心。所以有人说,国外有一个加拿大,中国有个‘大家拿’……”

他又说,有人总认为,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,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,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,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,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,这是一种“冒牌的社会主义”。日本有人妄想把钓鱼岛“国有化”,这难道也是社会主义吗?

这番批评,可谓辛辣至极,也十分大胆。

高尚全跟我说:“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,就是想借我的口来讲。他们自己不敢说,怕担上责任。我不怕。认为对的,我就要说。”

被高尚全的仗义执言所“拯救”的,不止“陈卖光”,还有如今大名鼎鼎的世界500强企业——华为。

1997年,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,有人给中央写信“举报”华为科技公司,说它姓“资”不姓“社”。理由是:华为国家没有投资,是非公有制企业,又搞了职工持股,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。高尚全敏锐地感觉到,这关系到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原则和方向。他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。

调研的结果令他很兴奋。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以2.1万元起步,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,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,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,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。这样的企业,应该是改革的典型啊!怎么不姓“社”呢?高尚全认为,它恰恰“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”。

后来,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“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,尤其要提倡和鼓励”,其中就有来自华为的启示。

而这些情况,作为“当事人”的华为一直被“蒙在鼓里”。

很多年以后,任正非才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口中听说了这个故事,十分感激,也很感动。他专门来找高尚全,当面道谢:“您怎么做了好事也不告诉我?”高尚全说:“用不着(告诉),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你们一个企业,也不是图别人的感谢。”

任正非一再邀请他去华为看看,他总也未能成行。直到有一次他到深圳开会,才再次走进华为的大门。

“所以,到现在我没花过华为一分钱。”老爷子笑着说。

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

高尚全特别会讲故事、打比方。深奥的理论,经过他鲜活的语言,就变成了简单明白、人人能懂的道理。

他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,用吃饭打比方。“市场经济是一般,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。特殊是一般基础上的特殊,不是完全颠覆式的特殊。人饿了要吃饭,这是一般规律;只是外国人吃西餐,中国人吃中餐,武汉人爱吃热干面,北京人爱吃炸酱面,这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。但你不能用特殊否定一般,不能因为我们不吃西餐,就否定饿了要吃饭。”他讲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。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肯定中国的改革,但他说我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。为什么呢?因为司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,是主人,你坐车的是仆人,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?这是混淆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和单个工人的概念……我在一机部工作时,有个局长要乘车出去开会。刚坐上车,司机就说车子坏了,你下来帮忙推一下吧。局长于是下来推,出了一身汗,司机才说可以上车了。后来听说,那辆车一点毛病都没有,是司机那天心情不好,故意刁难。你看,这就是用行政手段配置劳动力的弊端。”

有这项“绝技”压身,高尚全作报告不用稿子,只用脑子。前些年演讲前,他还要准备一个提纲,到了70多岁以后,连提纲也不用了。主办方见他空手上台,都很惊讶。但他就是可以一口气讲上两个小时也不会忘词,观众还听得津津有味。

“不念稿子,现场气氛会更好嘛。”他开玩笑说,“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。”

他也非常关心时事。中兴被制裁的案子掀起了轩然大波,他说,网上的讨论有好处,能让我们对国情有更清醒的认识。“成天说中国要引领世界了、有6个方面超过美国了……对于这种声音要警惕,要当心‘捧杀’。在很多方面,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。”他尤其推崇新思想。他爱读《乔布斯传》和《硅谷钢铁侠》,对乔布斯的经历和埃隆·马斯克几次面临破产都如数家珍,也对他们的创新精神佩服不已。“把人送到火星上去生活,敢想啊!这不就是最大的创新?”今年4月底,他在“2018中国改革论坛”上发言,讲建设创新型国家要“五力(动力、活力、创新力、执行力、竞争力)并举”,其中强调最多的就是“创新力”。在中国改革的每一次重要关口,高尚全从未缺席。

从1984年到2003年,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基本上都是每十年一次——1984年是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1993年是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2003年是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。这三次改革的《决定》,高尚全都参与建言献策。

到了2013年,眼看又是十年过去了,他觉得中央又到了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,于是给中央提了两次建议。第一次是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,他建议将文件命名为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》,建议将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,尤其是要率先公示不动产,把在反腐败中罚没的财产作为扶贫基金,还建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;第二次是建议发挥智库的作用,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。这些建议,均受到中央的重视。

每当这样的时刻,高尚全内心的满足都无与伦比。“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。”

直到现在,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,他仍是三句话不离“改革”。媒体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革,所以称他为“高改革”。

“有很多人问我图个啥。我放心不下呀!觉得这是我的责任。”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,需要他无止境的思考,“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,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”

改革,必然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。

搞了一辈子改革,有没有遇到过别人的威胁或是收买?我问他。“收买没有过,威胁嘛,不能说没有。”这些年来,有人千方百计地给他这样的人扣上“资本主义”的帽子。但他浑不在意。在他看来,如今的改革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,需要大家直切忧患、合力解决。深化改革要听取各方意见,包括那些批评和质疑的。“国家多听听不同的意见,有好处的。”他的眉眼还是一派慈和,语调也轻轻淡淡的,吐出的话语却是一如既往的犀利。

是的,高尚全一向敢讲真话,永远不乏勇气。

来源:《人民日报.海外版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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